窗台上的阳光斜斜地洒在旧木箱上，我正要清理积灰的抽屉，忽然被一个灰扑扑的银色物件吸引。那台牡丹牌收音机躺在泛黄的《红楼梦》书页间，金属表面布满细密划痕，天线断成两截，却依然保持着半米高的直立姿态。指尖触到按键时，沙沙的杂音突然炸响，像被惊醒的春蚕，我怔怔望着跳动的绿色指示灯，仿佛看见四十年前的某个黄昏，奶奶正用布满茧子的手，将这枚生锈的金属贴在耳边。

那是1978年的深秋，生产队刚分到第一茬白薯。奶奶把刚蒸好的红薯掰成两半，用报纸包好塞进我怀里："到公社广播站听戏去。"她总说广播站有"咿咿呀呀"的《牡丹亭》，比灶膛里的柴火更暖人。我攥着红薯在晒谷场来回踱步，看广播室窗台上摆着台牡丹收音机，天线在暮色中轻轻摇晃。当《皂罗袍》的唱腔穿透暮霭时，奶奶突然把红薯塞进我手里："快吃，别凉了。"她眼角的皱纹里蓄着笑，像收藏了整个秋天的阳光。

1992年的高考前夕，父亲把收音机搬到书桌旁。他说省台的英语广播每天清晨六点准时开播，是"最便宜的私教"。台灯在深夜里投下暖黄的光晕，我听见父亲用铅笔敲击桌面的节奏，和着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"Hello everyone"。那年夏天蝉鸣如潮，我们常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，让英语声浪裹挟着知了在院子里盘旋。直到九月金榜题名，收音机天线上的红丝带早已被晒褪成粉紫色。

2019年春节，奶奶的收音机突然成了家族宝贝。表弟表妹们围着它追问："为什么天线要缠红布条？""按键按下去会响铜锣声吗？"奶奶总把收音机贴在耳边，认真分辨每个字音："这是杨贵妃的'霓裳羽衣曲'，那是包公的'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'。"她布满老年斑的手指在按键上翻飞，像在弹奏看不见的琴键。除夕夜，当《难忘今宵》的旋律响起时，八仙桌上的饺子突然变得热气腾腾。

今年初春的深夜，我收到母亲发来的视频：奶奶蜷在藤椅里，收音机歪倒在床边，天线缠着纱布。她正用颤抖的手指按着按键，却只发出"滋滋"的电流声。"别怕，奶奶还能听清。"她笑着把收音机塞进被窝，让沙沙声伴着呼吸起伏。视频最后，我看见她床头摆着新买的收音机，而那台牡丹牌的，正安静地躺在我的书桌上。

此刻春雨淅沥，我擦拭着收音机上的划痕。当《牡丹亭·游园惊梦》的唱段再次流淌而出时，我忽然明白，有些声音永远不会消逝。它们藏在金属的纹路里，在红丝带的残存中，在跨越四十年的晨昏交替间，如同奶奶留在收音机上的指纹，永远温热地贴着每个等待春天的人。